与书为伍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业

老一辈文化人的坚守与反思 ——读《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有感

最近在读蒋晔、武京予伉俪合著所写的《中华杰出人物独家访谈》之《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这本书让我对一些中华杰出文化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该书由作者夫妇根据他们对我中华二十余位杰出文化人物的访谈整理而成,可谓是颇费心血。访谈涉及的文化人物有史学泰斗白寿彝、戴逸、周谷城,有思想家李凖、李锐,有大学问家启功、季羡林、梁实秋、周汝昌等,有舞台精英吴祖光、焦菊隐、袁世海等,更有人民艺术家老舍。

这本书让我受益良多、感慨良多。

老一辈文化人的勤奋为后人典范。

老一辈文化人,往往勤奋贯穿了他们的一生,而不是一时,更不是一会儿,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的著述,不勤奋 这些成果所从何来?据书中记载,史学大家白寿彝,一生没有休息日和疗休养,全心全意扑在《中国通史》的编写上,晚年在自己目不能视、手不能写之时,还让助手反复读稿,自己在肚腹中构思这部汗青大书;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是每天凌晨四点准时开启北大燕园住所的灯,雷打不动,风吹不止;梁实秋先生穷38年心力,竟在生前翻译完成了40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

老一辈文化人“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品格受到世人推崇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是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题写的校训,而书中所列每个文化人物,每个人都深深契合这八字精神。他们的履历表现出一个普遍的人生规律:在20岁出头的时候便确认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找准了自己的事业所在,其后便坚定不移地推行之,全心全意地投入之,直至老迈,直到逝去,这一点值得后进学者借鉴:向学之心,越早确认越好。他们的学问往往高深,却一生朴素无华,不求闻达。他们只屈服于缪斯,而不屈于其它势力,即使在“文革”那段黑暗的时间,周谷城先生也敢于与红卫兵争辩,老舍先生更是自沉太平湖以成全中国文人代代相传的“士可杀不可辱”的高贵气节。

* 老一辈文化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令人动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文正公的这句名言,被老一辈文化人刻进骨子里,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往往生活简朴,也往往关注下一代的培养,关注教育,百年树人,教育为本,教育越兴盛,中国才会越强大。由于本书所记之人有许多是历史学家,所以单就历史学家这个群体而言,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方式便是努力著述,在当代为后世的研究者尽可能多的整理出相关容易流逝的史料,这是他们“居安思危”的表现,也体现了他们极其宽阔的胸怀。书中提到的白寿彝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直等到《中国通史》最后一卷付梓,才长舒一口气,溘然长逝,他为之呕心沥血、奉献所有。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本书未记载),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也是这样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一辈文化人的精神令人动容。

季羡林先生

* 他们对文革的反思令人唏嘘。

季羡林先生曾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的确,亲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无不后怕,他们怕文化大革命土壤还在,那场浩劫的余烬会死灰复燃——这是绝对不能再发生的事情。即使是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80、90一代,在网上看一些图片,看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会对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无理无情充满愤懑。在网上看到许多文化人士、政治人物甚至是彭德怀元帅脖子上挂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艰难地做着“喷气式”的照片,我的心里唏嘘不已,我终于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包括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庐山会议等等,无不在做着一件事,那件事叫“自毁长城”;读一些作家的回忆录,被一些血淋淋的场景所震撼。季羡林先生说,他在文革期间,曾被革命小将用包着牛皮的自行车链条从上往下打过,连人体最薄弱的头顶都不放过,导致他鲜血长流,当场昏迷,真的令人发指。此外,那些革命小将学习唐朝来俊臣,又发明了许多酷刑,刚烧开的水直接往他人头上倒,系着“现行反革命”牌子的铁丝越来越细,直没入肉里,“高台逗鬼”等等,令人不寒而栗。

老一辈人对文革的回忆和反思令人唏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这段历史,警惕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死灰复燃。

以上就是我对《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这本书的一些不成熟看法,请各位指正。

文章作者周星星,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热军文苑。喜欢作者文章,可关注作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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