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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 观后感

这是一句呐喊,或者是句无奈的叹息,站在主人公程勇的角度。程勇,一个生活失意、油腻落魄的中年男人,甚至曾经都算不上是一个好人。蓬头垢面地待在破旧的保健品店里,离了婚,儿子养不起,父亲生病也做不起手术,一句话说不对连女人都会拳打脚踢,毫无任何怜惜和迟疑。因为帮助了刘思慧,毫不忌讳地想要占人家便宜,后来是因为刘思慧的女儿才改变了主意。当然,程勇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虽然有仇必报,但对朋友也算是重情重义。他虽然想赚钱,但也不算贪婪,保有底线。他虽然过得颓废窝囊,却在儿子那里一直保持着心底的干净和柔软。

我不是药神 观后感

就是这样一个粗野而平凡的男人,仅仅只是在走投无路、赚钱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一次意外的机会打通了印度仿制药的销售通路,客观上帮助了大量的白血病人。于是,莫名其妙地成了白血病人心目中的药神,并且从此不再有退路。

普通人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医生,不管你懂不懂治病,不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你是不是把五百块的药卖成了五千块,已经翻了十倍。反正他们只是知道,市场价四万块的药,从你那里买只需要五千块。你让他们有要吃,有了生的希望,你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由衷地感激你,并且发自内心地送锦旗给你。

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你是否有意,一旦上了普通人的神坛,便很难再下的来。你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哪怕这个希望最终并不是因为你断送的,只要你停止为了延续这个希望而努力,你的行为就等同于背叛,人们就无法接受。要么你是神,要么你就是混蛋,你再也没有机会只是做个普通的路人。

所以,当程勇决定不再卖药,出于法律上对错的考虑和对自己的保护,他并没有错,他甚至还帮几个伙伴都谈好了药价,保证他们依然能吃到便宜的药。他跟几个伙伴讲,“我上有老下有小,这么做下去是会坐牢的,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潜台词是“难道你们非要让我坐牢不可吗?”,显然那几个伙伴并不想让他坐牢,但“继续干下去会坐牢”这个道理他们也听不进去。反正不能放弃,放弃就像是抛弃,就像是背叛,就像是个“见死不救”的恶人。跟道理无关,这是由感性的认知所决定的。

当老吕因为吃不起药而病情恶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程勇就决定认命了,作为一个“药神”的命。他可以承受伙伴们的不理解和失去友谊,但不能承受一个生命的失去跟他有关。哪怕这种关联并不客观,但人们心里认为它存在,它便存在了,它就像是个紧箍咒一样,让人很难挣脱。当黄毛为了掩护他而死的时候,程勇的归宿便更加明确,只有坐牢才是救赎。用他的话讲,就当是还债,他用自己的钱补贴,坚持为白血病人供应便宜的药。哪怕印度那边的工厂已经停产,他也不能停,因为他很清楚,什么时候停下来不能由他决定。只有用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哪怕坐牢,也才能心安。

生病的老太太跟曹斌警官讲,“你们说是假药,我们是病人,能不知道真假吗,你们把他抓了,我们还怎么有药吃,我想活下去”。在普通人的逻辑里,他们无法理解,真假这件事情是由法律定的,而不是能不能治病决定的,更不能理解,法律为什么要去抓一个明明在帮助大家的人。曹警官听到老人家近乎哀求的“我想活”的时候,内心瞬间要崩溃,把所有购买仿制药的人都给放了,甚至下定决心,宁肯接受任何可能的处分,也不愿继续追查。在我们的文化里,社会总是容易同情弱势群体,执法人员往往需要背负强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执法的理性在群体的感性认知面前总是容易显得冰冷。然而,这个“冷”的里面其实包含了更不容易的理性和温度。

所以我们看到警察局长的镜头虽然不多,角色却足够丰满。开会时对于格列宁公司代表的呵斥,丰富的表情里充分表达了他对于这件事情情感上的态度。当假药贩子张长林在审讯时说到“过去一两年,我也救助了一千多个白血病人”,局长近乎咆哮地讲“太猖狂了!”,这个剧烈的生气当中、何尝不是因为包含了“做坏事却客观上救了人”和”守法却似乎是把病人逼向死路“这样的事实的无奈?然而,法总是要有人去守的,执法人员必须要有超越普通人的理性,哪怕需要为此承受强大的道德压力。这也正是局长希望曹斌能够明白的道理。

假药贩子张长林作为一个毫无疑问的坏人,几次重要的出现都很出彩。第一次是在众多病人面前假装医学专家。他利用病人对求生的渴望、对专家的信赖、对便宜降价的抢占心理,迅速便引发了病人们抢购假药的局面。第二次是他对程勇的胁迫和劝说。为什么程勇应该把印度格列宁的销售转给他来做?他卖了许多年假药都没有出事,证明了他的能耐。而程勇的卖法一定会出事,哪怕有病人得益之后的保护,也是不堪一击,不信大可以试一试,一个报警电话,警察马上就来搜查。他甚至略带惋惜地讲了一句,“这药如果在你手里出事就太可惜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对于程勇而言,几乎都是直中要害。当然还有他那两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病没法儿治,也治不过来。”和“我虽然卖假药,过去一年多,我也救了一千多个白血病人”。只能说,这是一个很聪明、懂人心理的坏人。可惜却是个利己贪婪的人,并且几乎没有底线可言,对于社会而言,真正可怕的往往是这样的人。

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反而容易变得格外勇敢。在濒临死亡的极致情况下,既然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放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恐惧?于是,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反而更容易被唤醒和彰显。面对假药贩子的时候,平日里胆怯柔弱、连说话声音都缓慢无力的刘牧师,反而是第一个站到台上砸场子的。为了保护程勇,开车并不熟练的黄毛也成了飙车手,冲过警察路障的时候,显得很是英勇无畏,最终甚至为此而送了命。

医疗健康一直都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瑞士格列宁公司药价过高的问题固然需要解决,而专利保护和仿制管控的问题却也同样重要。如果人们越来越依靠药物去治疗重大疾病和延长生命,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技术的创新和药品研发的成果和速度,就像是在跟死亡赛跑。看似一个简单配方的背后,是大量人员和巨额资金的长期投入,是无数次实验和艰难的人体测试后才有的结果。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就不再有人愿意去创新和研发,对病人的影响显然是更加致命的。

假药贩子张长林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病没法儿治,也治不过来。”真的只是这样吗?在死亡和病痛面前,所谓的富裕和有钱真的就管用吗?即使把医院建成五星级酒店,住在总统套房里面,全身插满管子,每天靠冰冷的化学液体延续生命,真的就能更舒服吗?富人因为有钱而似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治疗机会,而所谓更多更好的治疗机会,就一定意味着可以活得更长、活得更好吗?很多人前半生不计健康代价地追求事业成功、获取财富,下半生用财富借助于各种医疗办法去延续生命,且不说生命是否真的能够被延长,活着每一天的质量似乎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富人和穷人相比,真的就能掌握生命的主动权吗?

死亡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如果人们在活着的时候从来不愿去面对死亡的命题,也不去探究生命的真相和健康的原理,对于“究竟为什么会生病”、“大病是如何发生的”和“什么样的治疗才能让身体真正恢复健康”毫无认知和觉察,甚至正是自己的认知假设和日常的很多生活习惯加剧了自己生病的可能和速度,都未可知。而一旦生了病之后,却各种挣扎和抗拒。治疗的过程不仅代价很大,并且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老吕因为跟着程勇“有钱赚、有药吃”,开始对未来的美好生活产生期待,想象着自己可以活到襁褓中的儿子成家立业的那天。那么,有药吃,病就一定能治愈吗?生命就一定能延长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事实上,除了极个别情况以外,大多数重大疾病的发生都有一个长期的孕育和发展期,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白身体健康的原理,能够有较强的觉察力,对于身体和心里的任何不舒服都能敏感地觉知,大病尚未形成之前就很可能会被避免,治疗的代价要小的多,甚至依靠自身免疫能力或者做点功夫就能自行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生命的自然规律和健康的原理没有正确认知,对身体的感知力持续下降,依靠外力维持健康,甚至因为不明原理的治疗或者过度治疗而加速免疫系统的崩溃,才是健康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是“能活就先活着,关于死,等死来的时候再说。”那么,对于死亡,除了未知的恐惧以外,不会再有其他。而为了对抗这种恐惧,就拼命地想要尽可能长的活着。所谓“尽可能长的活着”本质上就是对死亡的抗拒,为此我们也必将和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医疗费用从来都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电影中有好几处白血病人群体出现的画面,每个人都带着三层口罩,眼神里满是无助、哀怨和虚弱。与他们的无助相比,更致命的,是他们在生命面前彻底的被动,是他们对生命和健康的无知。

“我不是药神”,事实上,谁也成不了谁的神。探索生命的究竟真相,认知健康的原理,自主健康、圆满养生,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努力的未来。

声明:本文文章作者李书玲,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溪畔蔷薇(xpqw-lsl)。